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咱河南这地界，出了两位财经界的大神：许家印，张磊。

要说的是，这俩人最近被频频刷屏。

许家印不用说，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，胡润百富榜、福布斯富豪榜年新晋中国首富（个人身家亿元人民币），这两天因年薪万年薪挖角经济学家任泽平，被中国白领阶层评为“人人都想投奔的雇主”；张磊也不用说，中国最大的独立基金高瓴资本创始人、耶鲁大学校董会董事，手头掌管多亿美元基金，10年增长倍，曾主导投资百度、腾讯、京东、去哪儿、携程、百丽、摩拜、滴滴等众多国内牛叉公司，最近其“坚定重仓中国”的言论，再次成为中国投资界的最强音。

俩人财大气粗，但同时又出手豪阔，老百姓就说了，“咋看都像是干大事的人”。老话说英雄不问出处，就这俩人今天的成就和所作所为而言，你不论论“出身”还真不行。

看许和张的出身，完全没有什么社会背景，父辈属于农民或小市民，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前期可以说完全依靠自己的辛苦打拼。而且两人都出生于经济不发达地区，甚至是国家级贫困县，他们的商业经营头脑，一方面源自天才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后天“不得已而为之”的淬炼。用知识、奋斗改变命运，这即是寒门往往出“贵子”的普遍原因。

张磊曾是驻马店市的高考状元。但他小学成绩比较差，考初中差点没考上，到了高中二年级，听闻校友施一公的故事，他才开始在学习上努力，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到耶鲁大学留学，并到该校捐赠基金会工作，获得丰富从业经验后回国创业。

许家印则没这么顺利。在他出生几个月后，母亲因病去世，他对自己青少年时期最深的记忆常常归结为两个字：“饥饿”。待到高中毕业，一心想“逃离农村”的他连续两年参加高考，以周口市前三名的成绩拿到了武汉钢铁学院（现武汉科技大学）的通知书。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，一干10年。年，不甘平庸的他选择了“下海”，只身一人到深圳闯荡，先打工，后创业，在地产业后来居上，终成一代枭雄。

这两个人都是不服输、敢于迎难而上、不达目的不罢休、凡事要争第一的人，根子上与从小养成的性格有关。待在原地是没前途的，他们都选择了到外面的广阔天地中去打拼——这里的广阔天地，即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或发展观念比较开放的地区。事实证明，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胆有识且踏实肯干的人，张磊和许家印，他们后来成为巨额财富的创造者和掌控者，靠的远远不只是运气。

有许多心灵鸡汤的故事表明，一个穷人之所以成为富人，是因为他们有成为富人的野心——“富人大多勇于冒险，他们在稍纵即逝的机会面前，绝不会畏首畏尾”。有机构统计，80%的世界富豪出身贫寒，而据胡润调查，中国现阶段的富豪中，这个比例要超过90%。假如要问这些富豪缘何会脱颖而出，那么，答案也无外乎以下三项：对财富的渴望程度远超众人，这足以使他们放弃一切眼前利益不懈追求；顺应时代潮流，从政策和社会的变化中把握财富机会；选准创业行业，事半而功倍——第一项是内在的激情，后两项属于外在的“风口”。

我原来采访过许家印，他至今给我留下的印象仍然是，凡事不甘人下，要做就争第一——地产、足球、投资，在他那里，哪一项不是锋芒毕露、霸气凛然？！他身上的气质，注定和出身优渥、凡事讲情怀看影响、恪守进退之道的王石、柳传志他们不同，由于身处南方，他行事比较自由，向来我行我素。不过，他也很讲政治，甚至在这方面更为敏感、更为超前一些，一些人心里面“酸溜溜”甚至“羡慕嫉妒恨”，他也不以为意，依然高调做人、张扬做事。

他这种人，注定是中国富豪群体中的一个异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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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磊和许家印，只是河南本土或河南籍的富豪代表。

更多人和他们一样，出生在某个乡村的一个贫困家庭，既白手起家、吃苦耐劳，又精明智慧、机智大胆。这里毕竟是传统的农业社会，工业文明的积淀还没那么深厚，经济发展基本上属于后发优势，建业集团的胡葆森（濮阳市濮阳县人）、天瑞集团的李留法（汝州市人）、牧原集团的秦英林（南阳市内乡县人）、雏鹰农牧的侯建芳思念集团的李伟（驻马店遂平县人），等等，查一查他们的祖宗三代，都是农民，他们最初脱离土地不断到外面闯荡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。

河南有一个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——兰考县，这个县当年还没摘帽时，就已经出现了两个知名的企业家——海马汽车的景柱和兴亚集团的程道兴。几乎是平地出来的两座财富高山，如果仔细梳理他们的产业和资产，我们完全可以说，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“河南首富”。比如程道兴，在全国投资大量的金融资产，家族财富应达数百个亿；景柱呢，早年南下海南，通过国企改制赚取了第一桶金，目前拥有庞大的“海马系”，产业涵盖汽车、地产、金融投资等领域，地域跨越海南、河南、上海等地。

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出了两个超级富豪，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。因为，这个地方所有老百姓赖以为生的只有盐碱地，孩子们若想出人头地，只有通过上学、参军、外出打工等有限的途径去跌打滚爬。兰考这地方，历史上虽贫困，但民间历来重视教育，程道兴、景柱小时候都有被父母赶着去上学的经历；他们功成名就后，返过头来深思父母之不易，对待自己的下一代也就以相同方法和宅心来对待。你去看看景柱做这个大学那个研究所的教授，看看程道兴在老家树的“母训”家碑，就会知道这些功成名就的人对从小继承的“家风”到底有多珍重。

同样，我们喊许家印，称他为“许教授”，要比“许主席”“许老板”更让他受用，张磊呢，据说也更喜欢别人叫他“张老师”——他原来就是耶鲁大学的教师嘛，而且，现在从事的还是“教”别人、“带”别人的创业投资工作。不用再举例，一个事实是，教育，在这些财富人物的一生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，他们后天磨炼、积累起来的学习能力、创造能力，造就了他们的今天。

当然，要说到根本，我们应该惊叹厚重的中原文化——即使缺衣少穿、物质条件匮乏，只要文化气脉和底蕴还在，那些有志气的孩子，依然会在这片肥沃的土壤中茁壮成才。

这些人在最关键的学习期和创业期走向了哪里？北京、广州、海口甚至美国、欧洲，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，他们越是经受各种淬炼，越是见多识广。而且，拜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之所赐，他们有效抓住了一次又一次机遇，靠着河南人特有的精明、勤奋和踏实，一步步登上财富台阶的最顶端。

有时候我们会感叹，河南那么多年轻的考生在本省没有学校上，都考到外省去了——其实，这是一件好事，他们一个接一个走出去，谁能说未来不会出现一个接一个的许家印、张磊、程道兴和景柱？

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许家印之所以成为“中国首富”，程道兴、景柱、李伟他们之所以成为“河南首富”，这些财富来源肯定不是单纯依靠河南省。他们的产业，主要分布于沿海发达城市，甚至于全国、全世界，正如多年前我给他们冠名为“天下豫商”一样，河南留下的只是他们的“根”——不管承认不承认，我们这样一个内陆省份，其实是无法成就他们现有的财富规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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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现阶段，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。拥有财富的感觉很美好，它仍然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商人在社会地位、事业成就上的主要证明。但如何面对财富、处置财富，却真正考验着一个人的品味和格局。中国富人向有绅商传统，富则润泽乡里，达则兼济天下，我们看到，从河南走出的那些“首富”们，在这方面都没给咱们河南人丢脸：

自年底开始，恒大集团开始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，计划三年无偿投入30亿元，实现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；对家乡太康县，许家印先后无偿捐建小学、中学、卫生院、润泰服装纺织园等项目，把产供销一条龙的精准扶贫模式完全复制过来。

张磊呢，今年6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亿元人民币，设立“中国人民大学高瓴高礼教育发展基金”，全力支持母校教育事业发展。

程道兴的慈善事业起步更早。自年后，他不断地在各地特别是兰考、洛阳两个家乡助贫困、建学校、修古迹、兴新村，同时还在大学对贫困生设立奖学金，并到处寻访、资助老战友，其中，由他全资捐助重建的大型文化工程“二程文化园”总金额就达3.2亿元。

景柱在公益事业方面的动静也挺大：除了抗震救灾、扶贫济困、捐资助学和公共事业等“常规性动作”之外，这两年，他先后对自己的两个“家乡”海南省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、河南省兰考县闫楼乡大李庄西村开展了精准扶贫。

这一代富豪们因出身的缘故，对于贫困，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念念不忘。萧伯纳曾说：“贫穷是我们社会的最大的罪恶，也是我们社会的最可怕的罪行；而我们超越一切的首要责任，就是做到不贫穷。”这些已经做到“不贫穷”的中国富豪们，目前正似乎比赛着谁向社会捐款多，谁做的公益事业大，配合着国家消灭贫穷。

有此现象，本是好事，这说明这一群体的精神标高正在向他们的物质财富拥有量看齐，是讲政治的表现，也是安妥自己灵魂的实际需要。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说“初心”，那么这两个字放在这一群体身上，我想也一定是要看清自己最早出发的地方，用一颗“赤子之心”去感恩整个社会、整个时代。

情怀、理想、责任、感念、慈悲，缺一不可。不再豪奢放逸，不再为富不仁，不再高高在上，不再颐指气使——即便要说“贫寒出贵子”，这里的“贵”，最终不是拿钱堆出来的，也不是拿钱洗出来的。它是内心深处的一种“贵”，拥有这种“贵”的人，将是新时代的一群“新人”。